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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秦汉金饼货币类型考略

来源: 2019年03月18日

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中国古代黄金货币大致起源于战国时期,以楚国“郢称”等戳印文字的金版为典型代表。另外,在同时或稍后,圆饼形状的金饼货币也大量出现,在出土的窖藏黄金货币中,这类金饼常常与楚金版同出。饼形是金属浇铸中常见的坯锭形制,是金属铸造的最原始形态之1,战国秦汉金饼货币这类形制的原始性,表明了其初期黄金货币的性质。历经大统1的秦代,金饼货币在西汉时期大放异彩,成为当时主流的黄金货币形制。从存世情况看,金饼也是秦汉时期最主要的出土黄金货币类型。

由于战国秦汉黄金货币主要以窖藏出土为主,缺少明确的年代信息,使学界探索战国秦汉金饼的分型分式和分期增加了困难;再加上海昏侯墓考古发掘之前,学界常常把战国时期的中空椭圆形和中空圆形金饼,误认为汉武帝马蹄金和麟趾金,这在很大程度上淆乱了战国秦汉金饼货币的研究。安志敏、黄盛璋、张先得等诸先生均发表论文,探讨战国秦汉黄金货币,他们的相干文章成为该领域代表性的论述,只是囿于时期局限,以上诸先生文论还没有能够确切辨析战国秦汉不同时期金饼的特点。

最近几年来,海昏侯墓出土了汉武帝时期的马蹄金与麟趾金,即完全模仿“马蹄”和“麟趾”并镶嵌掐丝金带和玉片(或琉璃片)的黄金货币。这次重大发现与1973年河北省定县40号汉墓出土5枚一样的马蹄金和麟趾金相互印证,明确了真实的马蹄金和麟趾金的形制特点,为推动战国秦汉金饼的类型研究创造了条件。

1战国金饼

战国时期的金饼货币,根据其形制的差异,大致可分为A、B两型。

A型:实心金饼。圆形饼状是金属铸锭的原始形态,依照有没有专门设置铸造型腔,可分为无型腔平板铸造和浅坑状型腔铸造两种工艺类型,由此可分为Aa、Ab两个亚型。采取无型腔平板铸造工艺的金饼为Aa型,简称“平板金饼”;采取浅坑状型腔铸造工艺的金饼为Ab型,根据凹面凸底的铸造形态可称为“凹面金饼”。

Aa型:平板金饼。无型腔平板铸造是非常原始的黄金浇铸工艺,该工艺是将融化的金水直接浇注在陶质、石质等的平面上,靠金水自然流淌和表面张力凝固成接近圆形的坯饼。由于没有专门的型腔束缚黄金熔液的形状,平板金饼常常是不规则的圆形。平板金饼的表面通常密布戳印,且常常被切割使用。

Aa型平板金饼,主要的出土发现有:1972年,在咸阳市窑店公社西毛大队路家坡村发现了楚国金币8枚,均戳印“陈称”铭文,其中3枚是圆形或接近圆形的金饼,分别重250克、250克、249克(图1)。1978年,河南省襄城县王洛公社北宋庄村窖藏黄金货币中出土了半块“羕陵”戳印金饼(图2)。这两次出土的金饼都是接近圆形的坯饼形态,属楚国黄金货币。该类金饼都与类方形(或称龟甲形)、长方形楚国金版货币同出,应视为最初期金饼货币。

图1咸阳窑店乡西毛5队路家坡出土平板金饼图2河南襄城县北宋庄村出土“羕陵”戳记平板金饼

Aa型平板金饼的特点,其正面与底部均较平顺(同坑出土的类方形、龟甲形金饼底面多为弧面版状),正面没有明显的金属凝固补缩落差和龟裂纹,底部没有明显的波纹、瘤状凸点或凹坑;外形不标准,仅是接近圆形。

Ab型:凹面金饼。凹面金饼铸造工艺是将融化的黄金熔液浇注在浅坑状型腔内,铸造成底部突出,脸部由于黄金熔液凝固补缩而凹陷的金饼。

战国凹面金饼主要以1982年江苏省盱眙县穆店公社南窑庄出土的金饼为代表。该窖藏黄金货币中有实心凹面金饼10块,圆饼状(图3),大小重量不1,直径4.7—6.4厘米,重量248⑶79克。9块完全(图4),唯一1块缺1侧。其中4块正面刻画阴文直行正书文字“斤8两”“1斤2两9朱”“1斤8两4朱”、“1斤8两4”等。1978年河南省襄城县王洛公社北宋庄村出土的黄金货币窖藏中,有金饼7块。完全的1块,编号9(图5),呈圆形,正面凹陷,底面崛起,正面刻“||||”字,重251克。其他均残缺。这两批凹面金饼都与楚国“郢称”金版同出,且都数量较大,应为同时期文物。具体说来,由于盱眙县南窑庄黄金窖藏同出的“郢称”金版有两块长方形的,戳印更多,文字更规整方正,属楚国金版的后期类型,战国凹面金饼大致出现在楚金版使用的中晚期。

图3江苏盱眙县南窑庄出土凹面金饼图4江苏盱眙县南窑庄出土凹面金饼图5河南省襄城县出土凹面金饼

Ab型凹面金饼特点为:凸出的底面,整体如隆起的鼓包,鼓包上散布着断续的波浪纹、瘤状凸点和大小不等的凹坑,没有后来西汉标准金饼底部大面积的空洞。金版正面常常刻画有标识重量的文字。重量和直径个体差异较大,标准化程度不如后来的西汉标准金饼。

B型:中空金饼。该型中空金饼,长时间被误认为汉武帝时期“马蹄金”和“麟趾金”。其实,这类中空金饼通常与各类楚金版同时伴出,1般不出现于汉朝墓葬和窖藏中,是确切的战国时期黄金货币。中空金饼在中国境内发现数量较多,北到辽宁、北京,西到陕西,南到楚国统治后期版图及临界地区的河南、江苏等地。从出土情况看,中空金饼在战国时期多国是普遍流通的,中空金饼流通的下限可能到了秦代。

根据B型中空金饼形制上的差异,可分为两个亚型,即Ba型中空椭圆型金饼和Bb型中空圆形金饼。根据考古资料,这两个亚型中空金饼1般同时伴出。重新中国成立后几次重要的战国黄金货币出土发现来看,该特点更加明显。1982年江苏省盱眙县穆店公社南窑庄出土黄金货币1批,其中包括“郢称”金版11枚,实心金饼10枚,中空金饼15枚。中空金饼分为两个亚型:Ba型中空椭圆型金饼8块,共重2973.2克(平均枚重372克)。形状为背面中空,底面作椭圆形,如马蹄状(图6),单枚重量自295.8克至462.2克。Bb型中空圆形金饼7块,共重1841.4克(平均枚重263克)。背面中空,底面为圆形或不规则圆形(图7),单枚重量自240.5克至288.6克不等。

图6江苏盱眙县出土椭圆形中空金饼图7江苏盱眙县出土圆形中空金饼

1978年,河南省襄城县王洛公社北宋庄村出土1处黄金货币窖藏,其中有各类楚金版26枚,“马蹄金”(图8)14枚,金饼7枚。该14枚“马蹄金”即中空金饼,重量在245.8⑶06克之间,单枚接近1斤的重量。编号1(直径5.2厘米、高3.2厘米,重258克),圆形(图9),底面稍内凹,周壁向上收缩,内空,前侧斜度大,后侧斜度小,但向内稍凹;编号4(直径5.8厘米、高3.5厘米,重280克),圆形,与编号1同类;编号2(纵5.2厘米、横6厘米、高4.6厘米,重292克),椭圆形,底面稍内凹,周璧向上收缩成斜面,口小内空,后侧凹槽,外壁有铸造构成的水波纹;剩下的11块也均为椭圆形,底面稍内凹,周壁近直,内空,不规则,大口,与底相等,后侧内凹,左侧有1窝。从中可知,该窖藏出土了12枚Ba型中空椭圆型金饼和2枚Bb型中空圆形金饼。

图8河南襄城县出土椭圆形中空金饼图9河南襄城县出土圆形中空金饼

1974年,河南省扶沟县古城公社古北京大学队发现金银窖藏,其中有中空金饼11枚,底面内凹,周壁向上收缩,上口稍小,内空。1号1块,完全,大而薄,底长6.5厘米,宽5厘米,呈椭圆形;2号1块,完全,底圆形,直径5.2厘米。该文中的11枚中空金饼包括了Ba型中空椭圆型金饼和Bb型中空圆形金饼,惋惜作者未进行更细致的表露,两种中空金饼各自数量不详。

战国中空金饼的椭圆面或圆形面是正面,开口是底部。战国中空金饼的正面和战国实心金饼的正面基本1致,凿刻文字也都在正面。椭圆形和圆形中空金饼中存在着平面中心凿刻“上”字阴文的情况,而且“上”字有一样凿刻的圆骗局住,这类现象在中空金饼中占有1定的比例,是1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中空金饼正面凿刻“上”字,除战国秦汉时期以黄金为上币和标示检验合格,犹如西汉主流实心金饼普遍捶打“V”形戳印等缘由外,还多是标示放置方向,平面向上,空腔向下,这与人们放置盛器空腔向上的习惯不同。

Ba型中空椭圆型金饼和Bb型中空圆形金饼,是同种工艺铸造、形制类似、同时流通的姊妹货币。二者的共同特点可归纳为:立体,中空,正面呈椭圆形或圆形,底部敞口偏斜,内腔广大,主腔外还有1个小的弧形浅腔,空腔内外侧都有金属熔液自然活动的纹路,与汉武帝马蹄金、麟趾金内侧僵硬的范铸痕迹完全不同。2者在类型学上的区分是:Ba型中空金饼的正面是椭圆形,底部敞口宽大,也是宽扁的椭圆形;Bb型中空金饼的正面是圆形,底部敞口较小,也为不规则椭圆形或圆形。

中空金饼的形制较为奇特,铸造工艺值得探究。黄金是贵金属,在重量已知的条件下,成色就成为衡量其价值最主要的因素,黄金货币在铸锭时要尽可能显示黄金的高成色,立体、薄壁和金水自然流淌凝固出波纹就成为1种铸造外观的选择。“这两种黄金货币之所以做成立体中空的形状,应当是在铸造进程中通过融化的黄金液体自然活动成型,来彰显黄金货币的高成色和没有劣质金属夹杂。”

战国金饼,不管是A型还是B型,除完全个体流通外,皆存在大量剪凿使用的痕迹。以1974年扶沟窖藏为例,窖藏出土剪凿金饼100余块,从外形看,许多呈4分之1和106分之1金饼的外形。其中,13号1块只存4分之1,重64.6克,推断原金饼重258.4克左右;4分之1大小的金饼9块,每块残重61.4—67克不等,平均重63.66克,由此推断完全金饼重254.64克左右。另外,还有大量的扇形金饼碎块,重约14—16克。这类重14—16克的扇形金块切割得相对规整,重量接近当时的1“两”,应是当时的1“两”衡重单位的黄金货币。战国各类型金饼存在大量的切割使用的情况,再加上每枚相对完全的黄金货币个体重量差异也较大,说明该时期的黄金货币的本质还是称量货币,还没有实现黄金货币的标准化。

需要指出的是,战国金饼的主要出土地都在楚国的版图内,这也和古代文献有关黄金产地记录吻合。《韩非子·内储说上》载:“荆南之地,丽水当中生金,人多窃采金。采金之禁,得而辄辜磔于市,甚众,壅离其水也,而人窃金不止。”楚国荆南地区河流盛产沙金,民众偷采黄金现象猖獗,即便处以分裂肢体的严刑也难以制止。这也从侧面反应了当时楚国生产沙金的盛况。从世界视角看,公元前7世纪,小亚细亚半岛上的吕底亚王国铸造了世界上最早的黄金货币,其原料也来自吕底亚王国河流中生产的沙金。因此,东西方最早的黄金货币原料多来自相对易得的河流沙金。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的商贸来往是较为频繁的,黄金也普遍成为各诸侯国的流通货币情势。战国中空金饼“在中国大江南北都有出土,北到辽宁、北京,西到陕西,南到楚国统治后期版图及临界地区的河南、江苏等地。”黄金在先秦国家乃至成为罚款的标准。西汉初年的吕后《2年律令·奏谳书》中,论及先秦法律触及到“罚金”:“异时鲁法:盗1钱到廿,罚金1两;过廿到百,罚金2两;过百到2百,为白徒;过2百到千,完为倡。”并有柳下季与鲁国国君就此的问答。柳下季是年龄时人,该鲁国律条不会那末早,应是鲁国后期律法假托先前名人所作,但其中转达出了当时鲁国法律以黄金作为罚款标准的事实,是黄金作为货币支付手段职能的体现。

2秦代金饼

秦代仅存在了15年,史书中鲜少秦代黄金货币的记载,考古发掘的秦代墓葬中也没有金饼出土,使得研究秦代金饼的工作步履维艰。所幸,有几次据推测为秦代遗物的征集调查被表露,为秦代金饼的研究工作带来了曙光。由于秦国晚期已处于统16国的进程中,是秦代的前夜,制度文化10分接近,故本文将秦代金饼的探索也引伸到稍前的秦国晚期。

陕西省博物馆对征集自兴平县念流寨和出土于临潼县武家屯的古代金饼进行了考察。1929年,兴平县念流寨里村农民段志亮在该村西门外土壕掘土时,发现7枚金饼,被1堆泥土包裹着。其中6枚当时已向银行兑换,仅保存1枚(重261克)(图1〇)于1963年7月由陕西省博物馆征集入藏。金饼出土地念流寨村,是秦废丘古城遗址的所在地,金饼出土的地层是战国晚期至秦朝。从考古报告表露的信息看,此枚念流寨金饼与战国Ab型凹面金饼特点基本1致。

图1〇陕西兴平县念流寨里村出土凹面金饼

1963年,临潼县武家屯管庄东村农民李海峰、韩忠敏在管庄东村东南100米左右的地方掘土时,在1米深处发现1个铜釜,内装金饼8枚。铜釜口用残瓦片梗塞。铜釜和梗塞釜口的残瓦片,据研究判断,认为是战国晚期的秦国器物。该批金饼有4枚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挑唆,剩下的4枚数据以下:其1,直径60毫米,厚7毫米,重249克。其2,直径60毫米,厚9毫米,重250克。其3,直径58毫米,厚9毫米,重249克,中心切割1处,未断开。其4,直径58毫米,厚7毫米,重248克。从公布的照片看,均被捶打錾凿,表面原始铸造形态被破坏,很难进行准确的类型学判断。

1972年,陕西省博物馆在兴平县树寨公社寨里大队收购1枚金饼,直径50毫米,厚21毫米,重256克,正面边沿刻1“王”字(图逐一);另外,1979年,西安市阿房宫高低堡子出土1枚金饼,张志孝上交,直径50毫米,厚19毫米,重251克(图12)。这两枚是征集品,据调查信息看,均出自秦国旧地,形制为凸底凹面,隆起的底部有不连续的波纹、不规则的瘤状崛起和凹坑,与Ab型凹面金饼特点符合。第2枚出土地阿房宫更是秦代的标志性建筑,这两枚金饼应属秦代或秦国晚期遗物。陕西省博物馆还表露,1971年咸阳窑店毛王沟大队朱才均上交1枚金饼,该枚直径54毫米,厚16毫米,重252克(图13)。从其外观特点等信息综合看,也与Ab型凹面金饼特点相类似。

图逐一陕西兴平县寨里大队出土凹面金饼图12西安阿房宫高低堡子出土凹面金饼图13咸阳窑店毛王沟大队朱才均上交凹面金饼

从以上征集的金饼文物看,所谓的秦代金饼特点与战国Ab型凹面金饼特点类似,秦代金饼应是沿袭了战国Ab型凹面金饼的形制和铸造工艺,类型学上可归入战国Ab型凹面金饼范畴。从这些表露的秦代金饼货币的重量看,散布在从枚重248克到261克的区间,虽已比战国时期的金饼货币相对均匀,但仍不是10分标准化的黄金货币。秦时官府使用黄金来奖赏功劳,如湖北睡虎地出土的《法律答问》中有:“捕亡完城旦,购几可(何)?当购2两。”即抓捕逃跑的完城旦刑徒,嘉奖黄金2两。这类以黄金赏功的律条在当时法律中其实不鲜见,说明战国晚期的秦国和秦代已普遍使用黄金作为支付手段。

3西汉金饼

西汉和新莽王朝通常被1起称为广义上的“西汉”时期,史书记载当时黄金货币存世和流通量极大,是中国历史上黄金货币存世和流通最多的时期。西汉初期金饼出土资料较少,陕西省博物馆藏1枚原始形制的金饼,1972年长陵出土,直径58毫米,厚6毫米,重239克(图14)。整体特点和战国Aa型平板金饼类似。该枚金饼出土于汉高祖刘邦和吕后的陵墓,可视为西汉初年金饼形制的代表。

图14咸阳长陵出土平板金饼

1979年,广西贵县罗泊湾2号汉墓出土金饼1块(图15)。圆形,正面凹陷,背面隆起,正面竖刻“—××|||”符号,实重239克,直径5.5厘米。报告称,墓葬年代在西汉初年,属于南越王国时期。墓的下限也应在汉文帝前元元年至106年之间(前179年-前164年)。该枚金饼从形制看与战国Ab型凹面金饼类似,应视为战国工艺的延续或战国、秦代金饼的传世。

图15广西贵县罗泊湾2号墓出土凹面金饼

西汉初期以后,出现1种脸部带自然龟裂纹,底部孔洞凹坑遍及,重量相对均匀的实心金饼,并成为当时主要流通的金饼类型。该类金饼与初期基本没有龟裂纹的A型实心金饼和B型中空金饼都明显不同,本文定为C型金饼。根据C型金饼的重量不同,分为两个亚型,即1斤重的Ca型和1两重的Cb型。

1961年,山西太原东太堡出土金饼5枚,直径分别为5、5.5、6.3、6.3、6.4厘米,重量顺次为5两、5两、4.3两、4.9两、4.9两,发掘报告中金饼重量单位太过粗疏,且没有逐一对应的金饼照片或拓片。山西省钱币学会曾将这5枚金饼的彩图表露,有两枚带“V”型戳记(图16),这两枚连同另外一枚直径类似的,正面都密布龟裂纹,属于汉朝主流形制的金饼,定为Ca型;另两枚直径5厘米(图17)和5.5厘米(图18)的金饼,正面基本没有龟裂纹,其特点与广西贵县罗泊湾2号汉墓金饼相同,与战国Ab型凹面金饼类似。鉴于太原东太堡墓葬同时出土42斤4铢半两钱,其墓葬下限应当在汉武帝元狩5年(前118年)发行5铢钱之前,即汉武帝初年,该墓出土金饼大致是在汉武帝初年及稍前的文、景时期铸行的。太原东太堡金饼出土的意义在于证明了:“文景之治”时期及汉武帝初年,汉朝主流形制的打印“V”型戳记的金饼就已铸行;同坑出土的5枚金饼,分属两种类型的铸造工艺和形制,说明该时期是两种金饼流通的并行期和过渡期。这对研究西汉金饼的分期提供了有力的节点支持。

图16山西太原东太堡出土凹面金饼图17山西太原东太堡出土凹面金饼图18山西太原东太堡出土凹面金饼

Ca型,是脸部带自然龟裂纹、底部孔洞凹坑遍及、重量相对均匀、重1斤的实心金饼。该型金饼系西汉主流形制的金饼货币,以谭故乡金饼和海昏侯墓金饼为典型代表。

1999年,西安市未央区谭故乡出土219枚金饼(图19),形制基本统1,仅大小、厚薄和重量略有差异。外观为圆饼形,直径5.67⑹.60厘米,平均直径6.30厘米。背面突出,正面凹陷,垂直高度0.82⑴.64厘米,平均高度1.19厘米。边轮卷唇,圆润,轮郭清晰。个体称量多在247克左右,全部金饼总重量为54116.1克,平均重量约247.11克。

图19西安未央区谭故乡出土凹面金饼

根据发掘整理报告,谭故乡金饼各部份的形制特点为:正面,“表面光洁,金黄,中心稍薄,向心范围内有不同程度凹陷;均有冰裂现象,冰裂或显现为曲线纹路、纹样,或有刻铭和刻画文字、符号等。”底部,“表面粗糙,整体或局部隆起,周边显现盘旋状或散乱状浇铸波纹、瘤状凸斑;普遍有空洞、坑洼现象”。边轮,“普遍为卷唇式样”。戳记,“较为普遍,总计占到182枚。戳记有近似‘V’(图2〇)、‘U’、‘T’、‘S’形等4种,前者占到戳记总数的97%以上”。

图2〇西安未央区谭故乡出土的部份凹面金饼

概括1下,谭故乡金饼,属Ca型金饼,其类型学特点为:大小形制较为均匀,圆形相对标准,平均直径6.3厘米,平均厚度1.2厘米,平均重量247克;正面凹陷,普遍密布龟裂纹;边轮变成了相对均匀的唇边,底部唇边有1定宽度,较为平展,沿着外缘有不规则平行的水波纹,唇边以内的金饼底部则丘山隆起又沟壑纵横;金饼表面普遍打印戳记,特别以打印“V”形戳印为标准性特点。该戳印是“检验黄金成色和重量的勾对符号”,更说明了Ca型金饼货币铸造流通的标准化到达了新高度。金饼正面密布的龟裂纹,实际上是铸造进程中黄金熔液剧烈冷却构成的缩裂缺点。这类缩裂现象1般出现在迅速吸热的金属模范中,根据对中国古代银锭货币铸造的研究,可以推测西汉主流金饼的铸造极可能采取了厚体的铁质模范。笔者同意考古报告对谭故乡金饼年代的论定:“应可定性为西汉遗物,其铸造年代的上限可早至文、景时期,埋藏下限可能迟到新莽末年前后。”

最近几年来,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举世注视,据已表露的信息,总计出土黄金货币478枚,其中有标准的汉武帝马蹄金48枚(大马蹄金17枚、小马蹄金31枚),麟趾金25枚,金版20枚,还有385枚金饼(图21)。这385枚金饼的出土,刷新了谭故乡金饼出土的历史记录,是迄今为止1次出土金饼货币最多的考古发现。海昏侯墓黄金货币还没发表整理报告,全面确切的信息不详,但海昏侯墓文物展览展陈出了相当部份的出土金饼实物,这些实物均显示出金饼形制大小非常整齐划1,普遍打印有“V”形戳印(图22),特点都与谭故乡金饼极其类似。海昏侯刘贺死于汉宣帝神爵3年(前59年),这批金饼的下限即在此时。部份金饼带有墨书题记(图23),都有汉宣帝“元康”年号(前65—前62年)字样。据此推断,海昏侯墓金饼应当主要是“昭宣中兴”时期的黄金铸币,不排除有些早到汉武帝时期。海昏侯墓金饼应是西汉中后期金饼货币的典型代表。

图21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凹面金饼图22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凹面金饼图23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出土凹面金饼

全国许多地区西汉墓葬也出土有金饼,基本都是Ca型金饼。2006年湖南长沙望城风篷岭考古发掘1座竖穴岩坑木椁墓,出土金饼19枚,表面有冰裂纹,刻画有“V”形标记。直径6厘米,厚0.5厘米。每件重250.5克。根据表露的信息,风篷岭金饼属Ca型,是西汉主流形制的金饼。考古报告认为此墓埋葬的是西汉中晚期某代长沙王王后。该墓同出西汉5铢钱163枚,其中有65枚为磨郭5铢,这1信息也把墓葬年代指向西汉晚期。

1971年广西合浦望牛岭发掘出1座土坑竖穴木椁墓,出土金饼两枚,圆形凹面,1刻“阮”字(图24),在阮字上方细刻1“位”字,直径6.5厘米,重247克;1刻“大”字,在大字下方细刻“太史”2字,直径6.3厘米,重249克。报告认为从墓葬的范围和某些随葬品推测,这座墓应是西汉晚期合浦地区的郡县官吏或合浦地方豪强的墓葬。该墓也出土西汉5铢钱约200枚,较晚期的有汉宣帝5铢钱。这两枚金饼特点完全符合西汉主流金饼的形制,即Ca型金饼。这两枚合浦金饼,是主流西汉金饼在中国版图最南部出土的代表。

图24广西合浦县望牛岭出土“阮”字凹面金饼

1995、1996年,山东长清双乳山1号汉墓出土完全金饼货币19枚,19枚金饼都发现于内棺墓主头下玉枕外侧,南北两排东西摆放。其中15枚面朝上,4枚面朝下。正面中心内凹,边沿突出上卷,光滑;背面隆起,浇铸痕迹清晰,高低不平。正面多刻画有文字或符号,并有钤印。文字、符号和金饼直径、重量都不尽相同。最小的直径62厘米,最大的67厘米,平均每枚直径64毫米;最轻的每枚178.5克,最重的246.9克,平均每枚重221克左右。根据考古报告信息,形制与Ca型基本1致,唯1与主流标准西汉金饼不同的是,其平均重量仅221克,和当时标准金饼的247克相差26克左右。双乳山金饼均重221克,可以视为度量衡制度在济北国的地方标准。考古工作者认为双乳山汉墓墓主是济北王刘宽,刘宽于武帝天汉4年(前97年)继位,死于武帝后元2年,与武帝几近同时去世,在位11年。双乳山1号墓入葬时间当为武帝后元2年。联系该墓出土的21枚5铢钱,在类型学上都具有汉武帝5铢特点,也印证了考古发掘者的推断。

以上金饼均为“1斤”类型的,西汉也有“1两”类型的金饼,定为Cb型,以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窦绾夫妇墓出土金饼(图25)为代表。Cb型1两重小金饼根据铸造加工特点,可分为两式,即Cb型Ⅰ式,自然铸造的小金饼;Cb型Ⅱ式,铸造后又捶扁的小金饼。

图25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窦绾夫妇墓出土小金饼

Cb型Ⅰ式,平板浇铸小金饼。刘胜墓出土40枚,形制特点:呈不规则圆形,完全的铸造形态。正面中间缩裂凹陷,底部基本为平面,但表面粗糙,存在颗粒和孔洞。该40枚统计数据:直径1.7⑵厘米,厚0.45-0.65厘米,重14.2⑵0.4克,共重719.4克,每枚平均重17.99克。

Cb型Ⅱ式,捶扁小金饼。窦绾墓出土29枚,形制特点:呈不规则圆形,表面是密布捶打痕迹,较Cb型Ⅰ式更宽大薄平。该29枚统计数据:直径2.6⑶.1厘米,厚0.2-0.35厘米,重12.6⑴7.3克,共重438.15克,每枚平均重15.11克。Cb型Ⅱ式小金饼,应是Cb型Ⅰ式小金饼的捶扁减重型。

西汉1斤1般约等于250克,若以谭故乡219枚西汉标准1斤金饼的平均重量为247克为准,汉制16两为1斤,西汉1两约等于15.4克。Cb型Ⅰ式小金饼均重约18克,多出了2.6克;Cb型Ⅱ式小金饼均重约15.1克,则少了0.3克。整体而言,两式小金饼与西汉1两重量接近。据发掘报告称:“两座墓都修建于西汉中期,前后相差不出超过10年。……2号墓的修建时间可能稍晚于1号墓。”为何两个相差不超过10年的墓里出土的金饼在制作工艺、形制和重量上差异这么大?这期间中山国地区黄金衡制产生了甚么变化?尚需更深入的探索。

整体来看,西汉初期金饼基本承袭了战国后期和秦代凹面金饼的形制和工艺。到“文景之治”和武帝前期,国家疗养生息,经济恢复,社会稳定,黄金货币日益标准化,出现了形制统1,重量在247克左右,普遍打印校验戳记的标准化特点明显的金饼货币。这类标准化的黄金货币成为当时的主流货币,以谭故乡出土金饼和海昏侯墓金饼为代表。

黄金在西汉时期发挥着充分的货币职能。《2年律令·钱律》规定:“钱径10分寸8以上,虽缺铄,文章颇可智(知),而非殊折及铅钱也,皆为行钱。金不青赤者,为行金。敢择不取行钱、金者,罚金4两。”即指出黄金与铜钱都是流通货币。《2年律令·算数书》还谈到了黄金和铜钱的比值:“金贾(价),贾(价)两3百1105钱,今有1朱(铢),问得钱几何。曰:得103钱8分(钱)1。”说明了当时黄金和铜钱之间兑换结算的频繁。另外,西汉政府的罚款、赎金、债务等都普遍使用黄金支付。《2年律令·金布律》中规定:“有罚、赎、责(债),当入金,欲以平贾(价)入钱,及当受购、偿而毋金,及当出金、钱县官而欲以除其罚、赎、责(债),及为人除者,皆许之。各以其2千石官治所县10月金平贾(价)予钱,为除。”“赎死,金2斤8两。赎城旦舂、鬼薪白粲,金1斤8两。赎斩[斩左趾、斩右趾之省称]、府(腐),金1斤4两。赎劓、黥,金1斤。赎耐,金102两。赎?(迁),金8两。有罪当府(腐)者,移内官,内官府(腐)之。”其中,赎死刑,要缴纳黄金2斤8两,赎腐刑要缴纳黄金1斤4两,当时司马迁就是由于缴纳不出政府规定的黄金数量而遭受了腐刑。

西汉时期,黄金充分的货币职能与黄金货币形制的标准化是相辅相成的,这时候期是中国古代黄金货币的繁华期。

4东汉金饼

东汉时期,在经历了西汉末年的战乱以后,社会经济残破,豪强田庄经济兴起,田庄经济多自给自足,对外交换需求减少,商品经济落后,黄金的货币角色减弱,主要作为财富被储藏起来。当时文献很少有关黄金的记载,考古发掘的东汉墓葬中也极少出土金饼。

2001年,湖南常德汉寿县发现1座东汉砖室墓,公安部门从当地村民手中追缴回被拿走的金、银饼1批,总计金饼8枚,总重1628克(均重203.5克);银饼46枚,总重9970克(均重216.7克)。“金、银饼发现时装在1个绳纹灰陶罐内,陶罐出土后被毁弃。……此次出土金饼的墓葬为砖室墓,而这1地区西汉时期流行土坑墓,所以,该墓应属东汉时期。从艳服金饼的陶罐来看,所饰绳纹似夏布纹,也是当地典型的东汉时期。”

常德出土该批金饼分镂空金饼和实心金饼两种。镂空金饼之前未见,定为D型。实心金饼,与之前实心金饼也不同,定为E型。

D型,镂空金饼。根据其图案纹饰等特点,可分为两个亚型,即Da型和Db型。

Da型,龙虎钱纹镂空金饼(图26)。该金饼整体仿造Ca型凹面金饼。正面凹陷如锅底,范铸出规整的网状龟裂纹;底部均匀隆起,铸造出镂空的西为白虎、东为青龙、中间钱纹的图案。考古报告称:“钱周围镂空雕有两条蟠曲的龙”,是毛病的。“该式金饼仅1枚,直径6.6、厚1.8厘米,重244克。”

图26湖南常德东汉墓出土Da型镂空金饼

Db型,多孔镂空金饼(图27)。该式金饼也是整体仿造Ca型凹面金饼,与龙虎纹镂空金饼分属不同的仿造类型。正面均匀凹陷,刻意铸造出整齐的龟裂纹;底部呈几何图形散布着13个圆孔和边沿的5个长方形孔。该型金饼有两枚,其中1枚“直径6.5、厚1.95厘米,重192克”。

图27湖南常德东汉墓出土Db型镂空金饼

常德出土的镂空金饼流露出明显的仿造意味,仿造对象是西汉主流形制的Ca型金饼。该种东汉仿造金饼,铸造工艺完全不同于西汉主流金饼,感觉就是两个时空的东西。从这个角度上讲,到东汉时期,西汉金饼的铸造技术已失传,东汉人凭仗偶尔看到的西汉金饼实物和想象力,仿造了这类镂空金饼。常德镂空金饼工艺复杂,还铸造出丰富生动的龙虎钱纹,其意义已脱离铸造流通货币的范畴,更像是在某种信仰影响下的艺术品制作。因此,常德东汉镂空金饼应不是用于流通的黄金货币,而是具有精神意味意义的黄金财富。

E型,实心金饼,常德出土5枚,形制粗糙,制作工艺原始,显现坯饼状态。正面相对平整,边沿往中间有浅浅的凹陷;背面隆起,密布粗糙的颗粒和小坑。有1枚最规整的,突出的底部经过捶打整形,不见颗粒和凹坑。其中最有代表性的1枚(图28),直径4.55⑷.75厘米,重210克4]。

图28湖南常德东汉墓出土实心金饼

常德出土的实心金饼,形态原始,铸造粗糙。这类东汉实心金饼的原始程度乃至超过了战国A型实心金饼,显得更随便,外形更不统1,更像是作为财富储藏的贵金属坯锭。

5结语

根据对战国秦汉各时期出土金饼的形制、重量、铸造特点等的辨析,大致可以梳理出战国秦汉金饼货币的分型分期脉络,即在战国时期,以平板实心金饼为最早,平板实心金饼、凹面实心金饼和中空金饼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存流通,并延续到秦代,乃至西汉初年;大致在“文景之治”时期和汉武帝前期,西汉主流实心金饼开始出现,在汉武帝、“昭宣中兴”时期昌盛繁华,成为具有压倒优势的黄金货币类型,该势头1直延续到西汉晚期和新莽时期;东汉王朝,商品经济不发达,黄金货币属性减退,黄金重新退回到储藏财富阶段,西汉主流金饼铸造工艺失传,东汉金饼的形制具有财富的意味,不是为了流通的需要。

表1战国秦汉金饼类型分

对战国秦汉数百年间金饼货币进行分型分期探讨,有益于廓清中国金饼货币发展历程的迷雾,有益于中国初期黄金货币发展史的研究;另外,对金饼货币的分型分期探讨,梳理出初期金饼货币分型分期规律,将为考古零散出土、博物馆收藏、民间遗存金饼货币的考证定年,提供科学根据和学术支持。

附记:本文资料得到了广西钱币博物馆潘信豪馆长、山西博物院李勇副院长、湖南省钱币学会唐武云老师、江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领队杨军老师、陕西省钱币学会张吉保老师等的大力帮助。

(杨君,作者单位:中国钱币博物馆;本文因篇幅缘由省略摘要及注释)

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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