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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发现看福建宋代金银器业发展状况

来源: 2020年01月03日

来源:考古汇

金、银作为贵重金属,自古以来就被视为财富的代表,也是珍贵而豪华的装潢及实用材料。金银器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们生活富足以后而大量出现。有宋1代,随着经济重心南移,福建成为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之1,在农业、手工业、商业诸方面均获得了重要成绩,其中金银器的产量、技术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考古发现和历史资料表明,宋朝福建是全国最重要的金银器制造中心之1,其生产制造和加工工艺都到达了新的高度。笔者经多年努力,搜集并整理了近40多年来福建省内出土的宋朝金银器资料。这些金银器,器形丰富,工艺高深,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是研究宋朝福建手工业发展、社会经济生活和审美取向等诸方面的重要资料。同时,由于宋朝商品经济发达,商品流通顺畅,南方各省民间的金银器在器型、装潢风格等方面都存在许多共性,因此,福建出土的金银器可以为其他地区的研究提供参考。

1、考古发现情况

近40多年来,福建文物工作者在全省各地的考古发掘中陆续发现并出土了1大批宋朝金银器,为我们研究宋朝金银器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质料。经梳理,主要的发现有:

(1)福州地区

1福州黄昇墓位于福州市第7中学,1975年10月发现。出土有金银器共6类8件:银盅1件,口径7.7、底径4.5、高2.2厘米;银盖罐1件,通高7、口径3.3、底径4厘米,盖上刻荷叶纹图案;银对蝶1件,每只体长4.7、翼最宽处1.8厘米,两蝶头部相向对接,形态生动逼真(图1:1);双凤圆金坠(图1:2)1件,直径6.5厘米,状如盖盒,由带有子母口的上下两部份扣合而成。上下面均以錾刻联珠纹组成的双凤莲花图案为主题纹饰,4边各有对称梅花纹1朵,有小孔穿丝线系于佩绶;鎏金心形银薰盒(图1:3)1件,长7.2、宽5.5厘米,上下两面以子母口扣合,双面均用银丝焊成各种花朵,通体鎏金,尖端穿孔,尚存丝条残迹;银钗3件,长9.9~16.8厘米,分别插于发髻正中和两边,鎏金,顶部空心雕花[1]。

图1黄昇墓出土金银器

2福州北郊茶园山宋墓位于福州北郊茶园村,1987年发现。出土有“转官”镀金银帔坠(图2)、柿蒂盖银粉罐、花纹银粉盒、素面银粉盒、金包背牛角梳等共6件[2]。

图2福州茶园山宋墓出土“转官”镀金银帔坠

3福州茶园山宋朝许峻墓位于福州市杨桥中路茶园山小学内,1990年3月该校修建操场时发现。出土的银器有:鎏金双凤纹银碗(图3:1)、鎏金菱花形银托杯(图3:2)、鎏金银镜盒(图3:3)、鎏金瓜形银发冠(图3:4)、鎏金双鱼形银饰(图3:5)、荷叶形盖小银罐(图3:6)、鎏金银执壶(图3:7)、鎏金银盏(图3:8)、钵、盆、洗、、碟、渣斗、壶、筷子、汤勺、鎏金如意云纹银粉盒(图3:9a、9b)、心形香薰、蝶形饰、条脱等共28件[3]。

图3福州市南宋许峻墓出土金银器

4福州市冶山路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工地1998年发现。出土有:银扣碗(图4)1件,口径9、底径3.2、高3.2厘米。银扣碗白瓷质,敞口,浅腹,矮圈足。覆烧,内外及圈足均施白釉,碗底印有1朵小梅花,在口沿包裹1圈银饰[4]。

图4福州市冶山路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工地出土银扣碗

(2)闽北地区

1邵武故县银器窖藏位于邵武市故县老鸦窠山庵窠,南距富屯溪约1千米。1980年9月,邵武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在庵窠平整场地,于1座古建筑基址下2米深处发现1件宋朝绿釉陶罐,罐内藏银器140多件,以各种器皿、饰件为主,大部份保存完好[5]。

(1)器皿类

鎏金莲花银杯8件。通高约5.5、口径约8.5厘米。6瓣莲花形杯身,其中1件杯底附6瓣花形空足,其余为外撇圈足。杯身内壁口沿下压印1道连续6瓣小花图案,杯心凸印多种花卉纹。口沿及杯心凸花部份鎏金(图5:1a、1b)。其中5件于圈足内壁铭刻“星口”2字,“口”字为双勾画。

鎏金菊花银盏、盘各1件。盏径9.1、残高3.5厘米;盘径16.5、高2.5厘米。皆为重瓣菊花形,杯心与盘心凸饰花蕊。花瓣边沿与花蕊部份鎏金(图5:2a、2b)。

鎏金梅花银杯、盘各1件。杯径9.1、高5.1厘米;盘径15.8、高1.2厘米。皆作5瓣梅花形。盘平底宽沿。杯底附5瓣花形外撇空足。盘沿与杯足錾饰鎏金图案。盘内与杯内皆压印鎏金凸花“梅花临水”“新月当空”等浮雕图案(图5:3a、3b)。

鎏金8角银盘1件。8角形,长17.5、宽13.4、高1厘米。宽沿平底,沿上錾刻连续菱格纹。盘底凸印亭台楼阁、戏曲人物、如意云头、龙、凤、花草池鱼等纹饰(图5:4)。

鎏金夹层8角银杯1件。8角形,杯口长9.3、宽7.5、高5.5厘米。口沿下錾刻卷草纹图案1道。杯心錾刻《踏莎行》词:“足蹑云梯,手攀仙桂,姓名高挂登科记,马前喝到状元来,金鞍玉勒成行队。宴罢琼林,醉游花市,此时方显平生至,修书速报凤楼人,这回好个风流婿。踏莎行。”(“踏莎行”系宋人经常使用的词牌,又名“喜朝天”“柳长春”,双调小令,5108字。)杯身外壁分8面,每面分上中下3格。上格錾刻卷草等图案,下格錾刻如意头等图案。中格压印凸花画面,表现杯内所刻《踏莎行》词意场面。杯足錾刻卷草图案(图5:5a、5b)。

鎏金双鱼银盅6件。口径约8.5、高约3.6厘米。直口,口沿外卷并鎏金,底微上凸,无足。内底压印凸花鎏金双鱼图案。其中3件外壁口沿下打印“□□门里”4字铭及“尹1郎”3字铭(图5:6)。

鎏金圈足银盅11件。口径约8.2、通高约4.1厘米。直口、浅腹、圈足外撇,通体光素无纹。其中7件口沿下打印“吴7郎造”4字铭。另3件足内加封,其上打印“李4郎”3字铭(图5:7)。

8角银碟9件。口径约12.9、高约0.9厘米。8边凹角、宽沿、平底无足。沿上錾刻卷草图案,碟心镌刻折枝牡丹(图5:8)。

银小漏勺5件。勺径约2.6、通长12厘米。勺面为镂空菱花形、柄端作鱼尾状(图5:9)。

图5邵武故县银器窖藏

(2)饰件类

银镯7件。其中凸花镯2副,呈扁带状,两端较窄,不相连接。1副镯面捶打出多种凸花水果图案;另外一副镯面为凸花折枝花卉。

银跳脱11件。由细银条盘旋而成,呈弹簧状,长短不1。其中1件打印有“吴7郎造”4字铭。另外一字打印有“元□□□□□”6字铭。

银袖箍21件。用印有凸轮纹的宽带状银片弯成,两端不连接。直径约6厘米,箍面宽1.9~2.9厘米。箍面凸轮纹分别有2道、4道、5道、6道的,其中两件有1端打印“元良”2字铭。

银发钗27件。部份银钗通体鎏金。长9.6~15.8厘米。均为双股,分“U”形和连续“W”形两种。“U”形钗的钗头除素面外,还有饰细旋纹、竹节形纹、捶錾凸花。钗尾多打印字号,其中可辨识的有“朱102郎”“吴7郎造”“李4郎”“□千1郎”“张10郎”“张6郎造”等。

银发簪11件。长13~16厘米不等。单股中段较细,多为空心。有的通体或钗头鎏金。其中5件钗头分别捶打出菊花、荔枝、凸棱格花。

另外还有鎏金银凤簪、鎏金双鱼银佩件、鎏金凸花环形银饰件、兽面银泡、压胜钱及银练等。

(3)货币类

元宝形银铤1件。重450克。残银铤1件,正面凿有“3102”字铭,重104克。

银条1段,长9厘米,重192克,两端有凿裁痕。

凿形银铸块1件,重190克。

2邵武黄涣墓1998年11月,邵武市水北镇故县发现古墓1座,出土银器有杯、盒、笼、瓶(图6:1)、渣斗(图6:2)、匙、勺等18件[6]。这批银器与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装茶末的盒子(图6:3)、置茶饼的茶笼、量茶末的匙、勺(图6:4);长颈银瓶是装匙的容器,渣斗则是茶饮中不可或缺的洁具;漆茶盏、漆盏托,口沿与底足镶以银扣,组成1套精美的茶具(图6:5)。

图6邵武黄涣墓出土金银器

3泰宁银器窖藏出土银器有:银鎏金瑞果纹圆盘、银鎏金云龙纹椭圆盘、银鎏金狮戏绣球纹8角盘、银鎏金夔龙狮球纹8角杯、银鎏金行龙折枝花卉纹杯、银鎏金“寿比仙桃”杯、夔龙纹双耳3兽足银鼎炉、银执壶、银鎏金香草龙纹贯耳投壶、仙鹤花卉纹瓜棱银盒、小银杯等2102件[7](图7)。

图7泰宁大龙乡金银器窖藏

4沙县驸马墓位于沙县夏茂镇李窠村西南面的山坡上,2003年6~8月,发掘出土有盏托、盒(图8)、盏、炉、小罐、投壶、烛台、发簪等19件银器[8]。

图8银盒

5将乐积善宋朝墓群位于将乐县水南镇积善村,出土银发钗1件、银烛台2件。银烛台高18.8、底径10厘米,呈塔刹形,尖锥顶。台柱为实心,上部有两个承接烛盘的圆箍,烛台(盘)已遗失。喇叭形足,器壁较薄[9]。

6将乐大源宋墓群出土银发簪1件、银发钗2件(图9)、银香薰1件[10]。

图9银发簪、发钗

7将乐万全吴地宋墓出土银发钗1件,长21、宽0.9~1.2厘米,用1根细长条银条弯制而成镊子状。1头呈尖锥状,通体磨制[11]。

8将乐寺许宋墓位于将乐县古镛镇成功村寺许自然村,2006年发现,出土有银器共16件。品种有心形饰件、鎏金发簪、发钗、筷子、长柄匙、笔帽(图1O)等[12]。

图1O将乐寺许宋墓出土银器

(3)闽东地区

1福鼎市白琳镇3福寺双塔位于福鼎市白琳镇下炉村柘里自然村3福寺正门前方10米处。1986年对塔身进行维修,在3福寺周边清算出土了宋朝石槽、青白瓷小碗、筒瓦等遗物,在顶刹出土有鎏金银佛像1件、银佛像1件、银小圆盒1个[13]。

鎏金银佛像(图逐一:1a、b):高4.8、宽2.3厘米。造型呈扁平长方形,立于长方形底座上。正面刻有立佛,身披袈裟,衣袖下垂,头戴3角形礼帽,双手合掌。顶上刻有“龙宫”2字;背面磨平,阴刻楷书,竖写3行,“信女陈105娘舍金佛像1躯镇于宝塔头上舍身同圆佛果”。银佛像(图逐一:2):高4.5、宽2.4厘米。造型与上件略同,立佛身披紧身袈裟,方形底座上阴刻楷书“黄知孤舍佛1躯,舍生同佛果”。

银圆盒(图逐一:3):口径2.3、高0.8厘米。圆形、子母口,盖面微弧、底面上凸。素面,出土时内盛宝珠。底面中央阴刻两行楷书“4息3有,同超法界”,边沿1圈顺时针阴刻楷书“信女黄4娘舍宝珠2匣镇于宝塔共愿报”。

图逐一福鼎3福寺双塔出土金银器

2、宋朝福建金银器的工艺特点

上述福建地区发现的2、3百件宋朝金银器,主要出土于窖藏、墓葬和塔基中。窖藏中发现的数量大,如邵武故县窖藏,1次就出土140余件金银器,数量惊人,且制作精美,推测为遇战乱时急忙埋藏起来的,至于物主后来为何没有取出,就不得而知了。

金银器种类有生活用品、化装用品及首饰、佛教用品和货币类等。其中生活用品有碗、杯、盘、碟、盏、壶、执壶、盅、盆、盏托、炉、小罐、渣斗、筷子、笼、瓶、汤勺、勺、漏勺、笔帽、投壶、烛台等;化装用品及首饰有镜盒、粉盒、双鱼形饰、心形饰牌、凸花环形饰、心形香薰、蝶形饰、条脱、袖箍、发冠、发簪、发钗等;货币类有元宝形银铤、兽面银泡、压胜钱及银练、凿形银铸块等;佛教用品有佛立像等。

从以上出土金银器分析,宋朝福建金银器制作水平在前朝基础上进1步提高。与唐朝相比,宋朝金银器器形更加丰富、形体更加轻浮精致,显现素雅娟秀风格,生活力息也更加浓厚。其制作工艺到达了史无前例的高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较多的工艺创新

(1)浮雕凸花工艺大量盛行。特别高浮雕凸花,是北宋以后特别是南宋时期很有特点的装潢技法。这类半立体形高凸花,制作技术复杂,难度很大。泰宁窖藏中的鎏金瑞果纹银盘、鎏金狮子戏绣球纹银盘、鎏金行龙折枝花卉纹银杯(图7)等都是高浮雕凸花装潢技法的代表作。

(2)普遍应用锤鍱、錾刻、凿印、镂雕、铸造、焊接等技法。高浮雕凸花工艺离不开高超的锤鍱和焊接技术。镂雕技术更趋完善,并常常与其他技法结合使用,如福州黄昇墓出土的鎏金心形银薰(图1:3),由两个心形的银片扣合而成,镂空的花形纹样由银丝堆累焊成,显得玲珑剔透。

(3)夹层铸造和重瓣技法的应用,增强了金银器的厚重视觉效果,特别是夹层铸造为宋朝之前金银器制作中所罕见。邵武故县窖藏中的鎏金夹层8角杯,内壁素面上錾刻文字,与外壁上的凸花纹饰分别制作,最后合璧,这样内外壁既互不影响,又相得益彰;鎏金菊花银盘(图5:2b),主要装潢特点即为重瓣,将盘内底作成花蕊,盘内壁作成两圈细密、规整的花瓣,整体显现出繁复、精美又富丽堂皇之效果。

(4)鎏金器数量渐渐增多,并占到1定比例。邵武故县窖藏中的鎏金银器达310余件,且件件制作精美。福州许峻墓的鎏金执壶、碗、盏在器物上刻画梅花、花鸟图案,再施以鎏金,竹苞松茂(图3)。

2出现了许多新的器形,如多曲形、多瓣形、多棱形等

杯、盏、盘有圆形、5角形、5曲形、6角形、8角形、重瓣菊花形、瓜形。梅瓶等是新出现的典型物。邵武故县窖藏银器中的各式花形杯、碗、盘、盅、碟等,也大都不见于唐朝金银器中。

3出现较多的以写实手法表现的植物花卉水果装潢纹样

繁复的曲瓣花形,常常根据器壁式样,采取因器施画的布局情势,到达装潢与造型的和谐统1。如5曲梅花银盘(图5:3b),盘心凸印月亮、折枝梅花和海水,层次分明,布局精巧,充满诗情画意;团花造型的碗、盏,则以器内底作花蕊,器内壁作花瓣,构思极具匠心,使器物整体看上去就像1朵盛开的鲜花(图5:1b、2b);还有1些器皿,如邵武故县出土的鎏金夹层8角杯(图5:5a),其器壁外的主题纹饰以开光情势散布8面,上下边饰花叶、卷草,纹饰布局主次分明,重点突出,很好地表达了主题内容。

4出现了金银与漆、木、磁器合璧的产品

如福州市冶山路出土的白瓷银扣碗(图4),在瓷碗的口沿镶银扣;邵武黄涣墓出土的漆茶盏、漆盏托(图6:5),口沿、底足镶银扣;福州北郊茶园山出土的“转官”心形佩饰(图2),通体镀金,牛角梳用金边包背等等。反应了宋朝社会之富裕阶层极其考究的生活习性。

5出现许多匠名铺号,体现出强烈的商品经济特点

宋朝,随着商品经济的繁华和发展,各地金银器制作行业10分昌盛,金银作坊、商铺间竞争加重,反应在器物上,就是有铭款的金银器显著增多。为了保护商业信誉,制业者常常将行名、匠名及产地打印在金银器上,如上文所述之“张念7郎”(图3:9b)“尹1郎”“吴7郎造”“李4郎”“元良”“朱102郎”“吴7郎造”“李4郎”“□千1郎”“张10郎”“张6郎造”等等。这些批量生产的、形制和纹样雷同的作品,构成了1定的模式,显示出当时商品经济已10分繁华。

6诗词刻铭装潢开始流行

除在金银器上打印或錾刻店铺、产地、工匠名字外,还出现了用诗词铭刻作装潢的风气,如邵武故县窖藏中的鎏金夹层8角杯(图5:5b),杯内刻《踏莎行》词1首,与外壁装潢的建筑、戏曲人物相呼应,既增加了观赏性,又提高了器物的品味。

7。佛教题材的金银器增多

此种器物多用于供奉,常常刻有铭文。福鼎3福寺塔刹中出土的两尊鎏金银佛像器身上刻有“信女陈105娘舍金佛像1躯镇于宝塔头上舍身同圆佛果”“黄知孤舍佛1躯,舍生同佛果”;盛有宝珠的银盒,器底刻有“4息3有,同超法界”“信女黄4娘舍宝珠2匣镇于宝塔共愿报”(图逐一)。说明宋朝金银器已成为善男信女供奉佛教的重要器物。

3、宋朝福建金银器手工业繁华的缘由

据统计,迄今为止,国内已见发表资料的宋朝出土金银器近千件[14],其中福建省有270多件,占全国4分之1还多。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宋朝福建金银器手工业在全国占有重要位置。究其缘由,结合史料可作1探讨。

1丰富的金银矿产资源

宋朝福建金银矿产资源和采冶产量在全国名列前茅,是全国最重要的银矿中心。金矿有汀州1处,《闽书》记载:“金矿。宋天下州郡金冶101,汀其1,岁贡金1百6107两。”[15]而银矿数量庞大,宋朝全国有矿场51处,而福建就有26处,超过半数。朝廷当时设立了3个管理金银业的机构——监,其中1个就设在福建建州——龙焙监。“银矿。宋产银之监,天下有3,闽1,建州曰龙焙;场5101,闽210有6:福州之宝兴,漳州之兴善、毗婆、大深、严洞,汀州之黄焙、龙门、宝安,南剑州之龙逢、宝应、王丰、杜唐、高才、赡国、新丰岩、梅营、龙泉、顺昌,邵武军之焦阮、龙门、小杉、青女、3溪、黄上、同福、磥祭。冶,天下8104,闽6:汀、漳、泉、福州、南剑、邵武。”[16]

2政府对金银业采取完全开放的政策,准予人民自由开采矿山

宋时,金银采冶业每一个单位下分“场”“冶”“坑”。“场”是采矿场;“坑”即是矿,每一个场下管若干个坑;“冶”是冶炼厂,矿石材料常常靠数个采矿场供应。官府不具体经菅,只在重要矿冶中心设有“监”“务”主管征税事务。宋朝时福建矿业在全国名列前茅。《宋史·地理志》所载宋朝银生产地,福建在宋朝福建路的福州、建宁府、南剑州、漳州、汀州、邵武军的17个县有40个银场。闽北则是主要矿区:建安有石舍、永兴、丁地3银场。浦城有余生、蕉溪、角竹3银场。建阳、政和、邵武、光泽有太平银场……《文献通考》卷2102载,元丰年间全国各路进奉金银的数量大约16万两,而福建路就有了3.7万两,约占全国5分之1。另据《宋会要辑稿·食货》3103载:元丰元年(1078)产银量较多的4个州中,福建南剑州的将乐县安福场以年产银51227两而名列第1。

3商品经济的大发展

南宋时朝廷虽然退踞南方,但在灵活机制的鼓励下,商品经济发达,人们的衣食住行更加讲求,促使金银器手工业更加发达。单就白银而言,南宋半壁江山的产量乃至超过了北宋统1时期全国的总量。迄今为止南方银器出土数量远超北方,南宋超过北宋。大宗考古出土的金银器很多集中在南方,如4川[17]、福建、江西[18]、浙江[19]、江苏[20]、安徽[21]等地。

宋朝,随着封建城市的繁华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城市设有专门的金银店铺。《梦粱录》记载,当时的首都杭州,“自5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两行多是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前列金银器皿及现钱,谓之‘看垛钱’……”[22]《东京梦华录》还记载了当时金银器的使用情况:“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1副,盘盏两副,果菜楪各5片,水菜碗35只,即银近百两矣。虽1人独饮,盌遂亦用银盂之类……”[23]

4庶民生活富裕

金银是稀缺的矿产资源,本来只为皇室贵族阶层享用的金银器,随着宋朝庶民阶层的日趋富足而大范围流入民间,全面走向世俗化、商业化,使用金银器成为1种社会风尚。从福州茶园山、邵武黄涣墓出土的金银器看,不但有生活用具、梳妆用具、装潢用品,乃至还有成套的茶具,反应出金银器已成为宋朝富裕庶民阶层较为常见的生活用器。

注释省略

图文来源:《福建文博》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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