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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简驭繁:关于殷墟青铜器的分铸技术

来源: 2019年04月12日

文:刘煜

分铸法是了解殷商壮盛时期青铜器铸造技术奥秘的关键。殷墟时期,手工业生产虽然已比较发达,但与后世相比还处于原始阶段。在简陋的生产条件下,朴素的工艺方法——分铸法的普及和纯熟利用,出色地解决了种种铸造上复杂的技术问题,而且在不使用失蜡法的情况下也能制作出来大量精美、复杂的青铜器物。这足以令后世叹为观止。

殷墟青铜器

殷墟青铜器以造型复杂、纹饰繁丽而名世,构成这类现象的缘由除复杂的分范技术之外,另外一点就是其多样的装潢技术,除繁复的3层花纹,浮雕和立雕的兽头状附件也是其重要组成部份,而这些附件与器物主体的连接方式,主要是分铸法(铸接)和焊接技术,而其中分铸技术利用更加广泛和普遍。

所谓分铸法,是指器物不是1次浇注完成,而是存在两次及以上的浇注活动,将附件和主体连结在1起的铸造技术,又称铸接技术,包括后铸法和先铸法两大类做法,具体的连接方式还可以再细分。华觉明在对妇好墓青铜器铸造技术进行研究时,将分铸法分为榫卯式后铸法、铆接式后铸法、榫卯式先铸法和屡次铸接的分铸法工艺。在殷墟青铜礼器中,这些方法都得到了充分的利用,特别是榫卯式的后铸法及先铸法,使用最多。

1、后铸法

后铸法是指先铸器体,再于器体铸接附件的方式,分为榫卯式后铸法和铆接式后铸法两种做法。

1。榫卯式后铸法

即在铸造器体时,于预定部位铸出接榫,然后在器体上安置模具制范,或是安置已制得的分范,浇注附件,和器体构成榫卯式连接的铸接方式。这类分铸方式在殷墟时期非常多见,比如殷墟M54∶84方尊(图1),其肩部兽头有明显覆压在器身的痕迹(图2),其铸接结构如图3所示,榫的全部形状多是束颈状或是通过后部开叉,和器体肩角配合周密,浑然1体。(图3)肩部范1般会在这里设孔,浇注后成为凸榫。(图4)妇好墓所出鸮尊的鋬也采取了这类后铸的情势。在尊体顶部有预铸的接榫,为增加局部强度,还特地将尊体泥芯挖去1部份,在器壁内构成凸块。

图1M54∶84方尊图2M54∶84方尊肩部兽头图3方尊肩部兽头的铸接结构

:1。器体2。附兽3。泥芯

图4方形器物颈部和肩部合范(03AXSH683∶53,59),可见预留的孔,铸后成为凸榫

榫卯式的后铸法是殷墟时期青铜器附件最重要和最多见的连接方式之1,经常使用于器物的鋬、耳、肩等各种饰有立雕动物形象的附件。

2。铆接式的后铸法

对薄壁铸件,通常会采取铆接式的铸接办法。这是由于较粗的接榫会造成厚薄不匀构成的热结,容易产生裂纹或孔洞,铸接强度较差,乃至造成附件从根部断裂。如果接榫较细,也一样达不到理想的铸接强度。这类做法就是在器壁预铸孔洞,然后于器壁合模、制范与浇注,依托金属液的凝固收缩使附件紧贴器壁。通常1些薄壁件,比如妇好墓出土甑的鋬部、卣盖的钮,采取了这类连接方法。这类做法是用铸造的方法构成和铆接相同的连接结构,器壁内外有接触面较大的金属构件来保护,使铸接较为牢固,器壁不容易受损。和榫卯式铸接1样,器体和铸型都必须预热到较高温度,才能减少金属液和器体的温度差,到达较好的铸接质量。

盖顿斯(Gettens)在讨论弗利尔美术馆藏青铜器的制作技术时,对青铜器的分铸技术有很详细的视察和描写。他指出1件带盖斝(07.37)的鋬和盖都使用了铆接式的后铸法,其斝鋬根部对应的内壁有两个铆钉状的崛起,这是在铸造器身时预留的孔,浇注斝鋬时金属液流过孔构成锁死结构。为了美观,这个铆钉状的崛起上也有花纹,应当是浇注斝鋬时构成内壁铆钉的范上制作的花纹。斝盖上的鸟形附饰也是用一样的办法铸接的,只在中心预留了1个孔,浇注后在内壁构成1个铆钉状的崛起。

M54∶169盂鋬(图5)也使用了这类铸接方法,在盂体内相应部位铸成2个铆钉状崛起的半圆形凸块,上饰有涡纹。(图6)

图5M54∶169铜盂图6盂鋬内壁“铆钉”状突出,上有花纹

苏荣誉系统研究了这1类的铸接方法,他将其称为“铸铆接”,认为其做法起源于南方。盘龙城李家嘴的M1∶5簋是其初期代表,通经常使用来制作簋和盂的附耳,和斝鋬等。他找到13件使用这类做法的器物作为例证,年代从早商1直延续到殷墟2期,认为极可能是1个代代相传的工匠家族的系列作品。榫卯式后铸法的出现应早于铆接式后铸法。

2、先铸法

先铸法是指将事前铸好的附件放入陶范,和器体铸接的分铸方法,具体的做法可分为两种:1种是通过带空腔的附件的泥芯构成铸接,是1种榫卯式的连接,斝的柱帽常常采取这类方式与斝柱连接,表面看起来比较光滑。1种是中柱盂中柱和盂体的铸接,这是1种金属与金属之间的铸接,根部有明显的金属覆压痕迹,是1种包裹式的铸接方式,可称为包裹式分铸法。

1。榫卯式先铸法

有高大筒形柱帽的斝较多采取了这类方式,但是不同的斝具体做法又存在差别。有些铸接的位置在柱帽底端,比如司母斝(图7),铸接前在柱帽泥芯周缘挖出凹槽,中心不予修削使成凸块,浇注后,斝柱金属裹住凸块构成较为牢固的连接。(图8)但是,这类铸接情势中,斝的柱帽主要由泥芯构成的卯与柱顶连接,连接强度较弱,致使柱帽容易从柱顶脱落。

图7司母斝(见《中国青铜器全集》图3⑷0)图8柱帽与柱顶的连接

因此,更多的斝不是从柱帽底端铸接的,而是柱帽会带着1小部份柱,在柱中部偏上的位置与柱下段连接,李济和万家保研究殷墟出土斝的时候,就已发现了这类铸接方式(图9),陕西岐山贺家村出土的凤柱斝的柱帽可能也是用这类方式铸接的,说明这类铸接方式最少在中商时期已使用。(图10)

图9殷墟出土斝(R2046)柱帽的连接方式图10陕西贺家村出土凤柱斝(见《中国青铜器全集》图4-059-061)

方斝M54∶43(图101)的柱帽具有特殊的连接方式,柱帽下部有1凸台,连有8字形的两个外伸的榫头(图102),而柱内侧的空腔内有1根横向的圆柱(图103),连接时位于榫头的下方,起支承的作用,柱顶外侧留出两个凹槽,恰好可以卡住两个榫头,外表面得以平齐(图104),连接情势如图105所示。该柱帽很重,从X光片上可见它带有泥芯,而这类连接方式可以保证铸接的坚固性。

图101M54∶43方斝图102M54∶43方斝脱落的柱帽图103M54∶43方斝柱内空腔图104斝柱外侧图105M54∶43方斝柱帽铸接结构图

而弗利尔艺术馆藏的方斝(35.12)有更加复杂的铸接痕迹(图106所示1、2、3处均为铸接留下的痕迹)。从斝柱的X光片上,可见柱帽中空带泥芯,有两次铸接痕迹,1个在柱帽下沿、1个在柱的中段(图107所示箭头方向)。其铸接的方式是先铸柱帽,然后取出帽内部份泥芯;同时铸出斝体(连同部份柱,柱中空),取出柱中部份泥芯,再制作柱上段铸型,且包括1短芯,将它们与柱帽和斝体组合并浇注,1头铸接进柱中,另外一头铸接进柱帽,完成铸接。

图106弗利尔藏方斝(35.12)斝柱和柱帽的连接痕迹(TheFreerChineseBronzes,Vol。ⅡTechnicalStudiesfig.98)

图107方斝柱和柱帽X光片(TheFreerChineseBronzes,Vol。ⅡTechnicalStudiesfig.100)

2。包裹式先铸法

这类方式是将预先铸好的配件放入铸型中,浇注以后完成连接。比如妇好墓出土的中柱盂(M5∶764)的中柱是铸就后放入芯中,在浇注盂体时,和盂体铸接的。盂的底部有明显铸接痕迹(盂体金属覆盖于中柱之上),中柱根部稍凸出于盂底以外。这类铸接方式实际也是1种榫与卯的抱合,和斝、爵柱帽不同的是:它们是金属与金属之间的铸接,作为榫的中柱先铸,作为卯的盂体后铸。

西北冈大墓出土的4龙中柱盂的中柱与盂体有一样的连接方式。(图108)盂(R1089)和盂(R1090)的底部正中有1中空的6角瓣花朵形立柱,4只昂首平视的青铜龙可绕之旋转,龙尾连成1环,套于中柱上。万家保先生指出先铸4龙,再铸中柱并与4龙套接,然后在铸造盂腹时与之铸接成1体,最后铸接双耳。盂R1090底外中心的凸榫,是中柱先铸的证据。藁城台西村所出商朝中期铁刃铜钺的铸接方式,可说是它的前身。

图108西北岗1005号大墓出土的中柱盂(见《中国青铜器全集》图3⑴79)

盖顿斯(Gettens)发现还存在扉棱先铸的现象,这也是1种包裹式的铸接。弗利尔馆藏的凤鸟斝(07.37)的3组扉棱是预先铸好的,对应处的内壁有相应的凹入,但另外两组扉棱是与器身浑铸的。江西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群中,宽而透空的扉棱是1重要特点,多件虎饰扁足圆鼎和虎饰方鼎(图109)的扉棱是先铸成形,再与鼎体铸接的。而贺家村出土的凤柱斝也有这类做法。因此,贺家村斝和弗利尔斝在鋬的铸铆铸接上和盘龙城李家嘴簋1致,在扉棱的先铸铸接上和新干大洋洲多件青铜鼎相1致,因此,苏荣誉认为这两件斝具有商朝南方青铜器的特点,应是南方铸造的,而扉棱先铸是南方青铜器的特点之1。

图109新干大洋洲扉棱先铸的青铜鼎(XDM∶14)

3、屡次铸接

有些更复杂的器物,可能会综合应用上述方法,使用屡次铸接的办法完成附件与主体的连接,比如提梁卣等。以妇好墓M5∶765卣为例(图210),卣体两侧铸有半圆的耳,其上用类似铆接式的铸接方式加铸提梁。由于环耳里侧敷有泥料,浇注后除去,构成间隙,使提梁略能活动但不能与卣体分离。卣盖和附钮的铸接,和前述甑鋬做法相同,断面结构见图2101。盖和钮之间的套环是预先铸就,在铸接钮和盖前放入的,套环两真个圆孔中又穿以先铸的半圆形铜环,在浇注提梁时和梁铸接。巴纳认为商晚期不带范线的绹索形提梁多是用“失绳法”制成的,即直接用绳索制模,在绳索模型外包以不分块的整体陶范,焙烧时,绳索燃烧成灰,不需脱模便可取得无分型面的整体型腔。但是在耳环处罚范,使灰烬可以吹尽。谭德睿考察了上海博物馆所藏戈鸮卣,认为是采取这类方法制作的,提梁仅在耳环内侧有范线,提梁外部无范线,而在耳与提梁的连接处有细线捆扎的痕迹。我们考察的殷墟青铜器中,仅在M160出土的方形器两真个绹索耳环处发现了绳索捆扎的痕迹,但是大部份的绹索形提梁上仍可见清晰的范线。孝民屯出土的绹索形提梁模(图2102)和提梁范(图2103)表明,有1些绹索形的提梁可能仍旧是依照传统的方式做出的。

图210妇好墓出土的提梁卣(M5∶765)图2101卣的屡次铸接

1。卣盖2。盖钮3。套环4。提梁5。卣体6。销钉7。提梁泥芯8。提梁范9。浇口(转引自华觉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M]。1999:140-图4⑺9。)

图2102孝民屯遗址出土提梁模图2103孝民屯遗址出土提梁范

4、分铸法的起源和发展

分铸法的出现始于中商前期,湖北黄陂盘龙城李家嘴PLZM1所出簋(图2104)及提梁卣(图2105)等,均使用了分铸法。

图2104盘龙城出土的簋(李家嘴M1∶5)图2105盘龙城出土的提梁卣(李家嘴M1∶9)

其中比较重要的是PLZM1出土的两个斝,其鋬均使用分铸的方式与器体连接。PLZM1∶13斝鋬的两端都可见在器表叠压的金属痕迹,鋬下端更直接压在腹部饕餮纹上,双范线到腹部花纹上端截止,未打断颈部的凸弦纹。鋬上对分的范线崛起、歪扭,中部有浇口的痕迹。该鋬应是在器体铸就以后再铸的,接铸的方式类似于榫卯式后铸法。(图2106)

图2106湖北盘龙城李家嘴PLZM1∶13斝鋬(左)及其线图(右)

PLZM1∶12斝鋬的做法与之有所不同,其两端亦有叠压在器体上的部份,鋬下有对应的两条范线,腹部的花纹被打断,截止于鋬下范线的两侧,内壁有对应的方块形突出。该器极可能是在铸造器物时于相应部位预留两孔,采取类似于铆接式后铸法的方式铸接而成。(图2107)

图2107湖北盘龙城李家嘴PLZM1∶12斝鋬(左)及其线图(右)

由于大部份盘龙城铜斝的鋬都是浑铸的,所以这两件斝鋬的铸接不是必须的,应视作对分铸方法的初期探索和利用。铸接部位未经修饰打磨,不像PLZM1∶5簋的那样规整,仍具有类似补铸的较为粗率的特点,因此这两件铜器的铸造时间可能早于PLZM1∶5簋。而且从技术发展的角度看,PLZM1∶13鋬的分铸更接近补铸,而PLZM1∶12鋬的分铸更接近成心的设计。从这个角度看,铆接式后铸法的出现应晚于榫卯式后铸法。

另外,所有使用了分铸法的器件均出自李家嘴1号墓,而比之稍早的李家嘴2号墓则未有分铸法利用的实例。这1现象提示我们,分铸法也许就是在从早商到中商的过渡时期出现的。中商后期,郑州窖藏坑的扁足鼎使用了榫卯式的后铸法,中柱盂的中柱则是使用先铸法与盂体铸接的,提梁卣和大方鼎更是使用屡次铸接制成,二者的区分在于前者是附件和主体的连接,而后者则是“化整为零”的分铸实践。这1阶段可视作分铸法的构成期,虽然使用分铸法的器件数量较少,铸接的痕迹明显,但是,除榫卯式先铸法,各种分铸法的情势都已出现了。大方鼎式的铸接工艺显示技术构成期的探索和努力,这类方式在殷墟时不再出现。

洹北花园庄期和殷墟1期的青铜器由于发现的数量较少,但仍可以看到分铸法使用的例证,并逐步显示出以榫卯式后铸法为主流的趋势。到了殷墟2期,各种分铸法——先铸、后铸、屡次铸接等等大量利用,器物形体明显增大,器形的多样和复杂程度上升,附饰、附件明显增加,花纹也空前繁复,铸接的痕迹被很谨慎地去除,显现光滑细致的表面,将陶范铸造工艺推向1个崭新的高度。特别是妇好墓的铜器,205件礼器中有85件99例使用了分铸法,其中,48例使用了榫卯式后铸法,38例使用了榫卯式的先铸法,9例使用了铆接式的后铸法,2例使用屡次铸接,还有2例是中柱与盂体铸接的包裹式的先铸法。

殷墟3期以后,中小型墓铜器出现新的趋势,铜器的复杂程度有所降落,比如尊、罍等器物较少附饰兽头,爵、斝使用兽头鋬的数量减少、柱帽由筒形变成菌形,提梁卣不再使用将盖和提梁连在1起的套环,少见带龙头形饰并饰有花纹的扁形提梁,而代之以绹索形提梁等。而在高等级墓葬铜器中,1些新技术开始出现,比如M160方尊附饰的兽头,可能采取了焊接的工艺等。4期以后,使用分铸法的器物数量进1步减少,浑铸的偏向加强了。

虽然分铸法的出现早于殷墟,但是这类工艺的成熟和普遍利用却始于殷墟2期。这是与当时空前强盛的国力、与之匹配的生产范围相适应的。由于妇好墓等级很高,所以墓中出土的青铜器可以集中大量的物资和人力资源,极尽铺陈之能事,器形、花纹、附饰都非常繁复。但是很多附饰的兽头或斝的柱帽在出土时脱落,证明这类工艺还有某种不完备性。而殷墟3期的M160虽然仍保持了这类铺陈华丽的风格,却很少发现类似的脱落现象,在工艺的简便实用性上有所提高,并具有更加细致的表面。这说明殷墟2期以后的分铸工艺在细节处有所进展。

分铸法是了解殷商壮盛时期青铜器铸造技术奥秘的关键。没有分铸法的普及和纯熟利用,大量精美、复杂的青铜器物是不可能在不使用失蜡法的情况下制作出来的。殷墟时期手工业生产已较发达,但和后世比较,尚处于原始阶段,在简陋的生产条件下,应用朴素的工艺方法,出色地解决复杂的技术问题。诚如郭宝钧先生所言,“执简驭繁”,精确地概括了这类方法的工艺特点。

(本文原刊于《中原文物》2018年05期,转自考古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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